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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的学者:中国的儒家是讲民主的

2012-5-26 11:09| 发布者: 安楠| 查看: 1107| 评论: 0|原作者: 苑天舒

摘要: 中国文化书院在2001年邀请安乐哲教授主讲当年的“中国文化书院——蔡元培学术讲座”,安乐哲1947年出生在加拿大,是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美国东西方中心亚洲发展项目主任,在那次讲座上他讲了中国儒家其实是民主主义 ...
 中国文化书院在2001年邀请安乐哲教授主讲当年的“中国文化书院——蔡元培学术讲座”,安乐哲1947年出生在加拿大,是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美国东西方中心亚洲发展项目主任,在那次讲座上他讲了中国儒家其实是民主主义的。

    安乐哲教授说:“一些西方人士对自己的民主制度深感骄傲,他们有的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极权国家,有的认为中华民族自始至终都在各种各样的束缚之中,人民已经习惯了与锁链相伴的生活”,“或许我们已经到了应该抛弃陈旧民主观念的时候了。比如,我们应当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民主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认为,19世纪的个人主义不利于任何真正民主的人类社群的建立,恰恰相反,个人主义是任何民主社群的大敌。”

    安乐哲教授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在处理自己与政治的关系时,是有堂堂正正做人、不顺受任何其他压力的风骨的。记得有一次在汤一介先生家,陈越光先生(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说起了一个话题,越光先生说:“如果一个物理学家不愿意在反核宣言上签名,那他就算不上是一个知识分子。”这正是孟子所说的“良知”。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也正是因为中国有儒家这样一个从古到今敢于仗义执言、舍生取义的庞大的知识分子资源。例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德抗位”的思想;明代儒家黄宗羲的“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君主是天下公仆的思想,以及“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所以,庞朴先生(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曾经说:“只有中华民族才能写一部庞大的、从古到今的知识分子史。”杜维明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说:“因为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从东汉太学生的抗议精神,一直到东林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再到戊戌政变时期的维新派,再到今天,这个知识分子的传统非常厚重。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这是我们探寻中国民主精神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儒家具有的知识分子精神。杜维明教授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说:“西方的文化传统(包括两希的文化传统)非常缺乏一种资源:现代意义下的知识分子传统,就是没有intellectual(知识分子)的观念。”(关于对“知识分子”的讨论,以后可能有机会再说,这里只是为了探求中国儒家民主思想与精神的原因。)

    我们总是听到“民主”这个词汇,也总是见到西方人说我们没有民主,就像当年我们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样。然而我们很多中国人甚至对民主的概念还很模糊的,当我们真的去看“民主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民主主义一会看着像是个人主义,一会像是自由主义,这些都让我们很失望,尽管我们能看到让我们喜欢的某个角度,但是总体看“民主国家”,他们的前景都让我们觉得不太妙。

    安乐哲教授认为:“认真贯彻民主的主要障碍在于,将民主理想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尤其是当这种政治制度很虚伪地声称它体现了民主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政府是几乎无法充当民主的领头人物的,尽管政府总是卷入民主化的进程。每当政府试图充当迈向民主的领头人时,在这种特定情况下设计的民主模式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流产。”

    安乐哲教授说,如果通过美国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的眼光,考察中国人祖先的民主,“结论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许多方面中国更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理想,而杜威自己的国家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们相信,在未来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与其他北大西洋民主国家很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视野。”

    就在我们很多中国人早就将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嗤之以鼻抛弃到九霄云外的时候,就在我们很多中国人根本就不再读儒家经典,甚至唯恐沾上儒家就会“不西洋”的时候,西方的精英层早已认真学习领会我们的儒家思想资源了。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去读读狄百瑞(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的《儒家的困境》、《中国的自由传统》,安乐哲的《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这些地道外国人(西方人)的著作引经据典,其治学之严谨,对中国典籍掌握之广博、之精到,是我们很多中国学者都难以企及的。狄百瑞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今的各种经典,其广博程度令人惊叹,每个引用都注明出处。从这些国际学者的著作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敬重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中国学者。我甚至有理由认为他们读过的中国经典文献是我们很多中国学者都比不了的。

    安乐哲说:“儒家民主主义的核心是人类社群的民主思想,而不是政治或政府本身。”他引用了《尚书》中的话“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安乐哲教授引用了《尚书·泰誓中》和《孟子》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天听到的就是百姓听到的,上天看到的就是百姓看到的。“在儒家思想中,作为人类社群的‘民’是天下国家的根本。儒家强调道德先于刑罚,而这正是任何社群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基石。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中之所以长期有效,是因为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对于法律的优先性,并将道德作为确保社会和谐的主要手段。”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不是不要法律,他希望的是不出现触犯法律的事。如果一个社会不靠社会公德,却主要依靠法律和制裁手段,靠执法力量,比如我们现在到处都是城管执法、拆迁执法等等各种各样的执法力量,那么想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几乎是不可能的。真希望我们能够找回丢失的中国儒家传统,这样达到的社会稳定才是自然的真稳定,是不需要“维”的。《论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个意思就是治理国家要发自于人民的内心,是人民自觉自愿的,这就是民主。

    安乐哲教授也指出:“儒家民主主义模式靠两个强大的却又是非形式化的力量来维系,一个是‘耻’字,一个是‘礼’字。虽然作为维系秩序(我们今天叫维稳)的一种手段是有效的,但是孔子拒绝采用这种手段。在孔子看来,自治(self-ordering)是明智的追求。”

    最后特别需要说的是,安乐哲教授在讲座中提到了一个现象,一个西方人也困惑不解的现象,“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既是儒家,同时有时道家和佛家,这种说法会另大多数西方人迷惑不解。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个人必须忠诚于自己的哲学立场或宗教立场,就像对自己接受的宗教信仰忠贞不二那样。”“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在中国文化里能够和谐共存,不但体现在单一文化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三教合一能在特定个人身上体现出来。”“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文化型态多么多元化,传统都力图使不同的文化型态达到和谐统一,并且将此视为社会公善。”

    西方哲学家关心的是“真理是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是“‘道’在哪里?”西方人追求的是对世界的认识,并发明了与之相应的一套工具和方法,而我们对“如何得道”的追问,使得我们不断追求合理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也正是我们的文化方向。在这个文化方向上,我们能够在对“合于道”(修身之道、齐家之道、治国之道、平天下之道;经营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的追求中发展自己,在所生活的世界中施展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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